北京再审律师

打黑可能出台单行刑事法典

　　早在重庆打黑伊始，公安大学就接受司法部和公安部的委托，承担了“反有组织犯罪法律制度”、“反有组织犯罪侦查模式和防控机制”两个课题。打黑立法已经不再停留于学者讨论层面

　　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杨明 |北京报道

　　6月9日，中共中央政法委下发《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》(下称《意见》)。《意见》要求政法机关加大对重大黑恶犯罪案件督办指导力度，同时，对领导不力，或工作不到位致使黑恶势力坐大成势、长期得不到打击处理的地方，坚决实施“一票否决”。

　　这被学界视作是打黑风向开始转变的标志：打黑由以往指标性、运动式的打击方式，逐步转为常态化打击。

　　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国务委员、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视察重庆，并高度肯定重庆打黑，称其“打得好、打得准、打得狠”。这是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肯定重庆打黑成绩之后，又一位公开对重庆打黑行动表示肯定的国家领导人。

　　其后，重庆警方又获公安部嘉奖。嘉奖令再次指出，重庆市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得好、打得准、打得狠，公安部充分肯定重庆市公安机关打黑除恶工作取得的成绩。

　　重庆打黑伊始，法律界有人提出，不少案件可能存在打黑扩大化、量刑过重倾向。尽管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打黑工作是按照正常的工作秩序正常推进，不会搞扩大化，法律界人士依旧质疑重庆办案机关不尊重程序，已经“撕裂了某些法律共识”。

　　此次《意见》下发，以及来自孟建柱的公开肯定，无疑给重庆打黑以最大鼓舞，也给全国打黑行动注入一剂强心针。

　　随后，打黑行动频出重拳。6月20日，重庆颇有声誉的五星级酒店——希尔顿酒店因股东涉黑，被重庆警方责令停业整顿。与此相前后，北京、南京、广州、南通等地也纷纷采取行动，对涉黑涉恶场所进行整治。

　　不过，也并非所有地区的打黑工作都推进得十分顺利。据报道，深圳打黑就遭遇了“高举轻放”：先是高调宣布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“打黑除恶”专项行动，一个月后，深圳市公安局负责人又轻描淡写地表示，打黑行动“只是正常的治安活动”。

　　显然，黑白关系盘根错节的状况，给打黑增添了不少难度。人们由此担忧，打黑尽管一再深入推进，甚至已经全国化，然而在这一轮打击风暴过去后，黑恶势力是否会卷土重来？也因此，如何让打黑常态化，而不仅仅是以往的指标性、运动式打击，成为中央和社会各界共同的关注焦点。

　　打黑不打“保护伞”，等于没打

　　从目前的动作看来，选择好打黑领导干部以及追究打黑不力领导干部的责任，是打黑常态化的努力方向之一。

　　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打黑。她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，之所以打黑要关注领导干部，是因为黑恶势力发展到今天，已经与上世纪90年代时完全不一样了。

　　“为什么重庆打黑前，各地打黑没有太大突破？就是因为没有预料到现在警匪勾结有这般严重；以前的打黑，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没有打‘保护伞’，而打黑不打‘保护伞’，等于没打。”林说。

　　对于近些年来黑恶势力的发展特征，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如此分析：一些黑恶势力不仅“黑”，还“白”，因为这些黑恶势力普遍已经企业化经营运作了；他同时还“红”，一转身就成了政协委员、行业协会会长。对这类“黑、红、白”兼具的黑恶势力，王顺安向本刊记者表示，“的确很难打，因为不是打虾兵蟹将，而是要硬碰硬。”

　　因此，学界呼吁各地打黑多采取“空降兵”模式：从异地选取官员、专家到当地，成立能摆脱当地宗派、小团体牵连的反腐打黑专案组。而《意见》提出的打黑领导干部“一票否决”机制，也被学界视作是中央从领导干部方面着手督促深入打黑的信号。

　　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注意到了这其中的关键所在：不是说地方领导打黑得力就要受到嘉奖，而是说，如果你这个地方黑恶势力猖獗，就对坐视黑恶势力成长的领导“一票否决”。

　　他告诉本刊记者，如果把打黑除恶工作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正向嘉奖，就很容易导致“放水养鱼”的情况。“一些地方领导为了追求打黑政绩，平时对小黑恶势力纵容，等到上面部署打黑专项工作时，再严打，就很容易产生政绩。”王琳认为，中央在设计制度的时候，显然想到了这一层，并且加以了避免。

　　不过，对于将打黑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，对打黑本身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表示并不乐观。他向本刊记者表示，“一票否决”能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，还不好说。“现在很多事情都在搞‘一票否决’，已经搞滥了，治安也搞，煤矿出了安全问题也搞。实际上，出了状况，按照问责办法，本来就应当问责。”

　　“我倒觉得治本的办法，还是要多依靠法律，尽量少根据领导人意志，少些运动化色彩。”姜明安说。

　　打黑常态化破题

　　正是在打黑立法这个层面上，林认为，如今全国性打黑有望走向常态化。

　　6月4日，林受重庆政法机关邀请前往重庆参加“防治涉黑犯罪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”。参会人员还包括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飞、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王牧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、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等国内高级别法学家。

　　这已经是重庆就打黑立法组织的第二次专家研讨会。在4月27日召开的“涉黑性质犯罪与法律控制理论研讨会”上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特征、司法认定、犯罪原因、防控对策等主题就得到过充分讨论。

　　林向本刊记者表示，6月份的会议上，刑法学家提出要在适当时机推出打黑除恶的专门法规，而民法学者建言，在打击涉黑组织时，也应该同时就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民事侵权提起民事赔偿。林则呼吁司法机关关注刑满释放人员。“要关注怎么帮助他们回归社会，还要帮助他们的家属不与政府处在对立情绪中，因为此次重庆打黑中打掉的88个黑社会团伙，其中很多人都是监狱刑满释放人员。”

　　会后，会议组织者将学者建言材料上报中央有关部门。她告诉本刊记者，这些材料，显然对6月9日中央政法委出台的《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》起到了参考意义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也知悉当前打黑立法的进程。他向本刊记者表示，对于打黑立法，长期以来学界观点不一。“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不改变刑法立法例，采取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增添相关内容。不过，从现在的状况来看，这种观点可能不行了。”他建议，中国可以学习国外刑法典，就打黑除恶问题出台单行刑事法典。

　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靳高风告诉本刊记者，早在重庆打黑伊始，公安大学就接受司法部和公安部的委托，承担了“反有组织犯罪法律制度”、“反有组织犯罪侦查模式和防控机制”两个课题。

　　打黑立法已经不再停留于学者讨论层面。“我期待打黑单行刑事法典能早日出台。”靳高风说。